六张海报，看太忻经济一体化发展蓝图

德、日二国均为近代变革较晚，但却迅速实现民族统一和国家振兴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之典范。

公民积极参与监督司法，不仅有助于保障司法公正、实现社会正义，也存在坚实的理论依据。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5年7月，毛泽东在和黄炎培谈论如何避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政权更迭周期时，曾经说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其次，应当取消人民陪审员文化条件限制。从限制国家权力角度出发，洛克认为法治表明君主和政府没有专横的权力，只能按照法律来进行统治，统治者应该以正式公布和被接受的法律，而不是以临时的命令和未决定的决议来进行统治。其中公民通过对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缺点和错误提出批评和建设性意见，可以帮助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改进工作，更好地履行职责，属于公民参与政治建设的组成部分。因此，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应当取消对人民陪审员文化条件限制。

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而每个人民陪审员在参与司法审判活动时会更加珍惜手中的权利，会把维护公道和主持正义作为基本准则，当一个公民作为陪审员参与审判邻人时，会想到自己可能有朝一日也会成为涉诉对象。一方面，立法者应持有合理参与法律全球化的意识，在法的制定和修改中自觉地考虑国际化因素，对那些反映全球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法律原则和制度框架，予以确认和固化。

就法律而言，我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了十项法律专属事项[17]，这些都是关涉国家生活、社会生活和公民生活最重要的主干事项。法制建设的规模也就是立法规模或立法数量的问题。[10]上述学者指出的法律和政治的真正核心是中央政府机构，恰恰指明了政府推进型的法律制度建置是未来的方向。也就是说，世界各国的发展具有各自不同的时间表，有的已经进入了新世纪的发展轨道，还有许多仍然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进程。

但是这一共通性的全球法律机制和国际规则，在不同国家和民族生活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重点，在各自的文化体系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另一方面，未来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评价全球和区域发展前景的基本框架，在学者们预测的新世纪全球面对的诸种重大挑战中，主要都是关于社会和生态方面的事项。

[17]立法法》第八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一）国家主权的事项。[7]法制作为治理国家、发展经济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内在要求和外部保障，也自然将更为依靠国家的力量来推进其制度的发展和变革，通过立法来自觉地、有计划地构建一种与变化中的社会建设需求相吻合的法律秩序模式。[8]参见[美]安·塞德曼、罗伯特·塞德曼著：《发展进程中的国家与法律》，冯玉军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中译本序。21世纪瞬息万变的世界使我们必须认真审视和平衡法律稳定性和变动性之间的关系。

近二百年工业化的社会发展模式表明，人类社会硬件系统日臻完善的代价是社会的软件系统出现严重危机。科学先驱爱因斯坦可能早已洞察了这一切，他曾说：手段的完善和目标的混乱，似乎是—照我的见解—我们这时代的特征。反之，没有自觉的战略设计，法律制度建设就总会处于被动的状态，难以真正进入21世纪的发展路途。除在八届全国人大任期内的1993至1997年间，每年制定的法律超过10件以上，其余年份都在10件以下，2004年只有2件。

1991年（7件）：1992年（9件）。我国法制建设的内容，在横向的维度上应由强调经济立法转变为经济立法、社会立法、民事立法、刑事立法等全面协调发展，同时凸现社会立法、生态环境立法为重心的立法格局。

与立法规模直接相关的是立法速度问题。同时这些事项又是跨国界的，任何政府和组织都不可能单独完成。

那么百来件地方性法规是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上述任务的。在私法外，公法本身就是一个由国家政权机关予以构建的法律制度集群。美国联邦行政法典的规模更为庞大，不含条文注解的官方版本就有200多册。【关键词】21世纪时代特征。[31]这些成就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为下一步法制建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过去的成就缔造了未来的发展，但人类取得的成就不是全球化的，人类发展并不平衡。

以判例法传统最为深厚、对法律持极为保守态度的英国为例，该国现有法律法规四万二千余件，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种形式的立法，其中自1996年至2008年间制定的法律和法律修正案就有3680件。当然这种技能还需要当代中国人进一步予以研究、开掘和古为今用。

这一运动可能是一首史诗，也可能是一场梦魇， [4]它是一柄双刃剑，既可能将人类取得的各种成就迅速地普及于全球，也可能成为实质的西方中心主义或者美国中心主义，从而造成对弱势国家资源和人力的掠夺。在判例法传统最深的英国，学者马丁·夏皮罗指出，由议会确立法院的组织结构、法院的程序和法院应适用的实体法，作为法官自治性的真正基础—普通法具有的令人费解的特性已被议会的制定法打破了。

这种制度蜕变的结果就是回应型法的诞生。[26]就我国现行有效的法的数量而言，根本无以达到上述法治国家的标准。

首先，中国的法律发展应当以维护人权为价值核心。如同经济领域经历了一个自由主义到政府干预的变化一样，在21世纪的发展和危机面前，许多法律领域已经无法依据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缓慢形成，而必须通过政府的构建或修正来完成和完善自身的体系和内容建置。如果以保守的立法规模计，我国自现在起的四十余年每年应当制定约200件法律，这恰与美国国会立法的速度大致持平。各国法制实践表明，判例法这种主要以时间积累和自然演进为基础，并有赖于深厚的司法传统的法的形式，在当代的时间概念下显得力不从心，不足以应对时代对它提出的效率和内容两方面的要求。

[21]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是由判例法和制定法两方面构成的，在卷帙浩繁的判例法之外，制定法的规模同样不可小觑。第一，在法律制度中纳入更多国际化因素是对法律全球化趋势的正面回应。

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人愿为这样的目标努力，最后也会证明这些目标是高超的。尤其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有关经济、环保、人权、宇宙空间和国际犯罪等问题，很难凭借一国之力独自化解，这就需要在本国立法中吸纳国际习惯和国际规则的因素。

事实上，我国法律制度建设的任务不仅是繁重的，而且也是紧迫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关注新型的权利和自由保障。

[25]可以想见，在英国和美国，制定法和判例法是如何细密周全、有条不紊地规范着国家、社会和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的在法的统治下的国度。如何才能保持人口增长与资源可持续利用之间的平衡：如何鼓励伦理市场经济以助于缩小贫富差距。20看到这样的数据，我们同时想到的是，日本是一个国土仅为我国的26/1、人口只有1个多亿、近乎单一民族的国家，它们尚且有如此规模的法律制度，相比之下，我们又当如何呢？此外，在德国，联邦一级的法律占国家法的大多数，现行有效的法律数量达4000多件。另一个是人类生存环境遭受巨大的破坏，它不仅严重制约经济的发展，而且正在威胁人类的生存。

在21世纪的时代背景下，单纯以经济发展为指导的法律制度建设已不敷需要。但是目前我国立法速度是相当缓慢的，根据有关数字显示，我国自1979年至2007年的29年间，其制定了包括现行的1982年宪法在内的221件法律，[27]平均每年7.62件。

另一方面，在21世纪的时代背景下，如果继续贯彻这种立法战略，则不是高明之举。为适应加入WTO的挑战，中国法制必须尽快作出回应，这种回应是全方位，包括开放性的、防范性的和保护性的回应

[11]例如，美国证人保护措施中的紧急迁居、长期迁居、审前安全措施和庭审安全措施、刘狱中的被害人和证人实行保护性监禁、社会辅助工作等措施，都带有行政性，需要行政机关来完成。[9]为此，从2005年开始，中央财政每年拨付50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贫困地区开展法律援助工作。